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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維權還是敲詐勒索?安徽長豐一女村民怒討補償款兩次被指罪

本刊記者 李漠

      位于皖中,距合肥市區70公里的長豐縣,名字中即含有“人壽年豐”之意,但年僅52歲,原本壯碩的該縣崗集鎮南洪社區張小圩組村民詹傳云,目前的身體狀況卻讓她的丈夫朱先平終日憂心忡忡。
 
       “我妻子因討要宅基地補償款、土地補償款與長豐縣水湖鎮派出所工作人員發生肢體沖突,她被判刑6個月;出獄后,她繼續討要宅基地補償款,又發生了沖突。后鎮政府給了她11.6萬元的車費、住宿費,給了她5萬元不讓再追究,還給了她5萬元土地補償款,而她多次遭傷害并沒有任何說法。今年3月,她竟然被長豐縣公安局以涉嫌敲詐勒索罪案關押至今,她冤枉啊!”2019年6月24日,朱先平激動地告訴《法律與生活》記者:“我堅信毆打我妻子的人會受到法律的懲處。我也堅信,我妻子的冤案終會得以昭雪!”
 
       討要宅基地補償款與6個月有期徒刑

       “事情要從2000年說起。”朱先平手指長豐縣法院作出的(2017)皖0121刑初32號《刑事判決書》說。
 
((2017)皖0121刑初32號《刑事判決書》)
 
       “2000年,我們把自家的兩間樓房賣給了別人,但是宅基地并沒有賣。因為合淮路擴建,我家的宅基地被列入征遷范圍。對于修路造福于民的好事,我家人自然沒有任何異議,而且支持,我們相信政府會依法依規給我家宅基地補償與土地補償款,但令人意外的是,不給宅基地補償與土地補償款,我妻子就多次到崗集鎮政府討要,卻沒有領導來管。”朱先平稱,“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她在2016年12月22日就到長豐縣政府反映問題,希望盡快解決。”
 
       “面對她的正常訴求,縣信訪局的工作人員反應消極,連反映材料都不接收。她據理力爭,信訪局的工作人員就喊來了水家湖派出所的4名警察、協警。結果發生了肢體沖突。”朱先平手指妻子受傷的照片稱。
 
       “出于自衛本能,我妻子也還手了,這就成了她妨害公務罪的證據。最終她就被以妨害公務罪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朱先平稱,“等6個月后她出來時,外傷就好了。”
 
       2017年2月10日,長豐縣法院作出的(2017)皖0121刑初32號《刑事判決書》載明,詹傳云被以妨害公務罪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
 
        “長豐縣法院的這個判決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錯誤,應予撤銷,我妻子就上訴了。后來因為她母親有病,加上我不懂法,認為刑期才半年,上訴打官司沒意義,再加上鎮政府的人勸她幾次,她就撤訴了。”朱先平稱,“但我妻子出獄后,他們還是不解決問題!”
 
        領取了21.6萬元與涉嫌敲詐勒索罪

        “雖然我妻子是個弱女子,可是她有冤在身不能不申啊,出獄進行了短時間的調養后,她就帶著一身的傷痛于2017年8月10日向上級部門繼續反映問題。”朱先平說。
 
       “鎮里立刻派鎮信訪辦張主任、鄭副主任等找到她,她被帶上了一輛商務車,有人告訴她不要再反映問題了。大概8點左右,在一處偏僻的鄉村道路上,他們把我妻子扔下。我妻子渾身是傷,在路上艱難地走了一個半小時左右,幸好遇上一位好心人開三輪車把她帶到一個路口,還幫她打電話報警并通知了我。住院半個月后,傷勢才有所好轉,她向多部門反映此事,從崗集鎮到長豐縣,再到合肥市,都讓去上邊報案處理。”
 
       “9月18日,我妻子再次前往上級部門告狀,當晚9點又被截打,她報了警,赤腳在南照鎮派出所做了《詢問筆錄》,警察拍了她被打的傷情照片。此后,警察通知我們家人接她回家。我妻子到崗集鎮派出所和縣公安局報案,他們都不接受。她到合肥市105醫院進行簡單的治療后,就在第二天,即9月20日上京報案。結果這次受理了。”朱先平手指北京警方出具的《接受證據清單》說。

       “不久崗集鎮政府就來人要接她走,并且承諾把她的事情給完全解決,她就跟著回了鎮里。10月18日,四十埠村村支書和崗集鎮的周主任承諾給她11.6萬元的支票,說是給她的住宿、車票補償。”朱先平稱,“他們還承諾政府一定妥善解決宅基地補償與土地補償的問題,隨后讓我妻子簽了保證書。”
 
       該保證書的內容是:我們同意接受一次性處理決定,并保證從此以后不再就合淮路拆遷及由此引發的所有事宜進行上告,否則承擔相關責任后果,同時嚴守此事的處理結果不外泄。
 
       “簽訂保證書不久,北京永外派出所打電話叫她去北京協助調查,她跟崗集鎮的領導說了這個事,并明確這不是去上告,而是去協助調查。鎮領導先是同意讓去,后來不同意了。”朱先平稱,“12月10日,他們承諾給我妻子5萬元土地補償款,并讓她提前給打了《收條》。”
 
       “10月19日,四十埠村村支書和崗集鎮政府的周主任到家里給她送了5萬元,不讓她去上邊追問被打的事情。他們也讓她簽了保證書。”朱先平手指該“保證書”說。該保證書的內容是:我保證不會再去北京公安機關追究被打事件,撤銷報案。

     “鎮政府領導一再承諾一定會處理好宅基地補償與土地補償的問題,我妻子就同意不去北京了。”朱先平稱,“她在家休養了一段時間后,就去找鎮領導,可他們置之不理。無奈之下,她又繼續去省里、市里要求解決土地補償問題,還是沒有人管。12月21日,她又到上邊反映問題。”
 
      “崗集鎮政府又派人去接她,承諾這次一定解決問題,她再一次相信了就隨他們回來了。2019年2月28日,她收到了在2018年12月10日就承諾的5萬元土地補償款。”朱先平稱,“3月1日,崗集鎮領導叫她去鎮里協商解決。領導不讓她說被打的事情,讓直接說賠償要求,雙方沒有達成一致。3月2日,長豐縣公安局把她抓走并刑事拘留羈押在合肥市女子看守所,罪名就是涉嫌敲詐勒索罪。”

     “我妻子真的冤啊!”朱先平激動地說:“她怎么就涉嫌敲詐勒索罪了呢?鎮政府征占我家的宅基地,卻不依法補償。我妻子在兩三年的時間里都在依法討說法,政府給了11.6萬元的車費、住宿費,我妻子收了有問題嗎?政府為了不讓她追究被打的事情主動給了她5萬元,這有什么問題嗎?她還收了你們一再承諾卻被一再拖延的5萬元土地補償款有問題嗎?她多次被打對她造成嚴重傷害的問題至今沒有解決,她竟然又涉嫌了敲詐勒索罪案?”
 
       長豐縣一方未予回應 

     為全面深入核實投訴方所反映的問題,記者于2019年6月24日8點57分左右來到安徽長豐縣公安局。

     門衛和政工監督室進行了聯系。

     耿姓工作人員把記者帶到了208房間。記者請他將相關情況向領導匯報,就投訴作出回應。
 
       后來他告訴記者,需要請示宣傳部。
 
       記者隨后趕到了縣信訪局。

      該局負責人尚姓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接受采訪需要經過宣傳部的外宣辦。
 
      為了聽到長豐縣一方的說法,記者趕往宣傳部。

      宣傳部的辦公室、外宣辦均無人。縣紀委紀檢組的一位工作人員為記者聯系了宣傳部辦公室的劉姓工作人員。記者出示記者證、介紹信之后,說明了來意。

     記者請她聯系外宣辦的人員,她說都在開會。記者只好請理論科的工作人員聯系相關人員。

     她打過電話后幾分鐘,外宣辦的鄭姓工作人員回來了。

     記者請鄭聯系縣公安局、崗集鎮政府、信訪局接受采訪。記者告訴他,最好在當天下午當面接受采訪,實在不行以函件的形式予以回復也行。
 
      但一直等到7月8日,記者沒有得到任何回復。為了聽到對方的聲音,記者聯系了長豐縣公安局政工監督室耿姓工作人員。他說,沒有接到宣傳部的電話。
 
      記者再次致電宣傳部外宣辦的鄭姓工作人員。

     一位男士稱鄭請假不在。記者將電話號碼給他并請他聯系鄭給記者回電。
 
      直至但7月9日上午,記者依然沒有接到鄭的來電。
 
       7月9日上午9點25分,記者再次撥打了宣傳部外宣辦的電話,督促接聽電話的工作人員聯系外宣辦的鄭姓工作人員立即給記者回電。她說:“一定通知到。”
 
       但截至發稿,記者沒有得到來自長豐縣的任何回應。

      朱先平告訴記者:“6月29日,崗集鎮派出所來了兩個人,他們問我詹傳云以前的身體狀況任何,有沒有其它疾病,我說沒有,只是因為被毆打,精神上受到了打擊!現在,我越來越擔心我妻子的安全了!”
 
       那么,朱先平所反映的妻子多次被打的問題是否屬實?相關部門是否應予以查辦?詹傳云是否構成敲詐勒索罪……對于這起案件的走向,本刊將保持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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